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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的革命之路 ——閱讀李加建
              2014年06月12日 09:34

               

                    詩人,從來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身份,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物種。作者創造作品,作品又反過來塑造作者本人。與小說家、散文家不同,詩人完成的作品,更富有生命體征:它由文字,以及文字世界以外的詩人的生命體驗共同構成。風格是文字,更是人本身。一個詩人,還要活成一個詩人,這才算數。當我想動筆寫寫詩人李加建的詩歌,我卻寫下許多他的小說散文,他走過的路,說過的話。因這所有加起來,才是李加建的詩,是他最終完成的有落款的詩。
                    一"我熟悉這樣的刺殺。有人專門訓練過我。"
                    這一切對于新一代年輕人是隔膜的:無休止的革命,集體無意識的洪流,一輪輪戰爭的狂歡,熱得燙手超出一己得失的理想,人性可能到達的純粹或黑暗......這些都是大時代的專屬,與這個不痛不癢的小時代無緣。大時代出大作家,小時代出小作家。像阿倫特指出的那樣,二十世紀是戰爭和革命的世紀。中國革命經歷了時間序列上的三部曲——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其中,最后一部歷史車輪在詩人李加建身上完整地碾過。
                    誠如"法國大革命為其之后的每代人都留下了標記",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史也為"同時代人"蓋上了 無法磨滅的胎記。李加建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之子",他1936年出生于四川富順縣,12歲便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從事進步學生運動,13歲時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小小年紀便提槍挎劍,懂機械懂飛機,甚至懂摩斯碼。革命和青春相互激蕩,他和新政權同步成長。按說他應是革命的嫡系傳人,然而未成年的他已然極端反感黨內的告密之風。這些似乎都是一個巨大的鋪墊,為他日后思想觀念和人生道路的轉折種下前因。最有價值的對革命的反思,往往來自于革命內部,近年出版的韋君宜《思痛錄》、《父母昨日書——李銳、范元甄通信集》和蕭軍《延安日記》等等,都是"濃縮著中國共產革命中的巨大情感力量,尤其是那些具有個人英雄主義情結,更不用說自由主義情懷的文化人,在這場革命中的心情和命運"。在李加建日后所有的詩文中,深度理解革命,始終是他刻骨銘心的母題。無論是詩歌,小說或隨筆,讀來都有一種戳心的真誠,是的,戳心!其大量的文字都具有"口述史"的史料價值,詩歌也可以是口述史,說起來希羅多德算是口述史的鼻祖吧。我讀文字,喜歡陳上一段歲月再去讀,這樣可以有效的避免文學思潮的統治和文學技巧的迷惑。這些"口述史",不同于當下曖昧的歷史寫作,它們有著明朗的歷史觀,同時有犀利的思想包裹,它們釋放出極為復雜的歷史信息和負能量,展現出革命宏瀾下的暴力,冒險,煉獄與愛的悲劇。梁啟超也曾一度贊同革命,但他很快意識到,社會革命碰不得。1958年,李加建被扣上了"極右派"的帽子,此后他長期暴露在體制與人性的殘酷之下;而在此之前,他已是蜀地的名噪一時的青年才俊,且與當年的自貢第一美人轟轟烈烈的愛著。他們約定30歲之前不結婚,有太多的知識需要學習,他們立志為了理想自我隱忍,那是灌輸到血液里的革命精神訓練出的一代人的英雄主義。巴爾扎克曾抱怨法國人永遠在寫英雄史詩,可英雄從來不會深入到農民的生活。李加建用 人生和文字作出了中國式的反駁。在他的諸多短篇小說中,都有落難的英雄形象,比如《留得殘荷聽雨聲》中形同古人的汪老夫子,《月落烏啼》中被認為是瘋子的二少爺,《斜暉脈脈水悠悠》中飛身奪旗的外鄉人等等。他們與農民并不隔膜,甚至與底層社會結構亦不隔膜。有研究表明,從明清到民國,中國底層社會基本沒有變化,真正的變化是在1949年之后發生的。這些有著古典主義情懷和道德倫理界限的落難英雄們,感到隔膜的,恰恰是這些"真正的變化"。
                    在拉丁文的解釋里,"革命"除了代表動蕩更替,還先天性蘊含了復辟、輪回之意。李加建小說中的人物故事,常常處于不可抗性的命運輪回之中,這輪回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六道輪回,而是一種更具現代性的革命的輪回。比如他的短篇小說代表作《春歸何處》中,林老師和火葬場的業余作者,交叉敘述數了兩個處于不同時空的愛情故事。故事不斷交織,人物命運的兜轉和不詳令兩個故事獲得了某種神秘意義上的感應聯結??此婆c過去做下了斷,實則呼吸著一樣頻率的情感節奏,最終暴露出一個可怕的事實:社會革命摧毀了一切人,一切情感,一切原則。革命的慣性,會將這摧毀一路循環下去。小說的末尾,老畫家的妻子拿出了亡夫留給她的畫作,塵寰紛爭之外的峰巒間,有一處古寺門,老畫家曾對愛妻說過,"我如先去,必日日在此倚門等你",然而展卷之時,竟發現畫中古寺之門已緊緊關閉,"記得當年,那門,是開著的呀......我將原稿往下翻,卻發現下面又是開頭那一頁的內容",悲劇由此進入無止境的循環,火葬場業余作者筆下的"夢和詩養活不了的愛情"只是這悲劇輪回中的又一輪。在這些看似輕盈舒展的故事里,李加建用最輕的冷淚,撥起了歷史的惰性。

                    二、"從解放全人類到解放一個人。"
                    2013年7月,我在四川《星星詩刊》的夏令營上,第一次見到了精神矍鑠的李加建老師。他留著叛逆少年的齊肩長發,左手臂上有一個醒目的心形紋身,近80歲的年紀,腰板卻像《白鹿原》中的白嘉軒一樣挺直到令其它人難堪,走起路來風生水起,大步流星,我們一群80后90后的姑娘小伙,都趕不上他的步伐。印象深刻的是,他揮動大旗,真心真肺地大喊:"詩歌不死,青春萬歲!孩兒們,我愛你們!" 在場的梁平老師笑言,這話只有李老師敢喊,也只有他喊出來才是真的。大半年后,我在北京他的學生家里再次見到李老師,聽他講起過去的崢嶸歲月,才知他手臂上的那塊心形紋身,原是一處刀疤。他被打成右派以后,長期關押,強制勞動,其間一位出身富商的青年護士對他深深愛慕,為了報答這份恩情,李加建將女護士的名字,用小刀刻到自己手臂上。兩人日漸情深意篤,女護士死心塌地。李加建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自己一個大右派,什么也給不了,只會無盡地拖累人家姑娘,于是狠下心來,斬斷情絲,當著女護士的面,拿剪刀剪了手臂上的愛印,一塊肉甩了出去,以示決絕。                  
                    當我驚心動魄地聽著這些故事時,李老師的太太也端坐在一旁莊重地聆聽,她不時地糾正補充一些具體細節,仿佛在整理一段諳熟于心的歷史。我看到他倆眼神的交匯中尚有柔情,這在老年伴侶中并不多見,幾乎是一瞬間,我理解了李加建文字中漫溢的至柔則為剛,至剛則為柔的精神氣質。
                    讀短篇小說集《春歸何處》,覺得是一場柔軟的苦刑,不該被忘卻的歷史,經由一種返回古典的古中國文人情懷記錄下來,血腥的同時纏綿悱惻,叫人著迷流連忘返。寫愛情時,李加建的下筆是曹雪芹式的,墨中女子多著這可愛的靈魂,只是她們沒有成為閑游在大觀園中的尤物,而是不幸掉進了血雨腥風的泥沼。李加建對女性近乎宗教式的感情,可能來自于母親的影響。他母親出自農民家庭,在他父親患病期間,曾經親手割下自已手臂上的一塊肉作為藥引子為丈夫熬藥。然而丈夫病好以后,卻另結新歡迎娶小妾。這并沒有引發一場家庭戰爭,反而引發女主人對這賣身為妾的小女子深切的同情,待她如同親妹。李加建被劃為“極右”,押送他鄉服苦役多年,他母親在貧病交加中長期等待兒子歸來無望之后,憂憤壓抑選擇了自殺。大概是因為這一層,李加建成為了一個真正懂得女性的詩人。他詩文中有一大批叫人難忘的女性,比如《斜暉脈脈水悠悠》中的荷花,叫人不禁想起了沈從文邊城中的翠翠,"看著荷花劃船,總使人感到愉快。她身材不算太高,卻苗條結實,穿一件白底紅花的小衫,一條寬大的藍布褲子。" 這樣一個質樸純凈的女孩,針線簸蓋里藏著心上人送來的一枚彈殼,那是緬甸一役中,男人擊斃日軍的帶血子彈。當荷花失去了她的愛情后,作者寫道,"我盡量不去望那長滿蘆葦的河汊和灰包上的小屋,盡管和這個地方有關的兩個人每天近在我的身邊,我卻感到他們只剩下了褪色的軀殼,那些曾經充實于其中的珍貴的東西,已經永遠不存在了。"小說最后平地生出一筆,"我"無意看到幾幅氣韻靈秀的水墨白荷花,得知是一名七旬老翁所畫,"我又問了那老同志的口音、身材、長相,心里越發沉重和不安",待探訪時,得知老人一個月前已經去世,且終身未娶。小說中的愛蕩氣回腸,像在另一個世界——武俠的世界。李加建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古道斜陽》,就長期被誤讀為武俠小說。小說中的人物名字來源于易經八卦,其中刺殺乾隆的情節,直指專制政權中心,說它是一部武俠小說,不如說是一部革命小說。
                    武俠世界最迷人之處,在于它有一套與現行世界截然不同的生命觀念,多數英雄好漢美女佳人,都是立時可死的狀態,對于存在沒有那么的放不下。除了生命觀念以外,武俠人物的情感狀態,也是另一種審美,與現世難容,卻與上古的心靈質地相近。二十世紀以來,由于極權在許多國家的發生,單一的描摹現實已無法表現出"混亂的地獄",作家們不再如龔古爾兄弟,福樓拜,小仲馬等人那樣,追求對現實生活的精準刻畫。各種現實的變形,在全球各大洲,依據其不同的民族性格生長起來。當李加建同代和后代的許多作家紛紛效仿拉美,或者走進"天鵝絨監獄"時,李加建在文學中收藏一個民族的品性。他的文學從而呈現出復雜的歷史性格,它們既古典又先鋒,情感狀態趨于武俠,對現實的直擊又是真刀真槍。他有多少現實關懷,就有多少玄思冥想;他有多少傷春悲秋,就有多少現實悲憤;他有多柔,就有多剛;有多少愛,就有多少恨。陰陽六爻的消長,乃是中國的變形記。
                    在去餐館的路上,李老師接過妻子手中沉重的行李,但凡上下樓梯都主動攙扶著她的胳膊,進門也請太太優先。他倒不是老紳士的派頭,而是出于(講出來似乎肉麻)內心的愛意。他同輩的知識分子平反之后,大多換了新式太太,棄了農村的發妻,"他們離婚說沒有共同語言,我說怎么你從前落難時講的是中國話,現在講的是西班牙語,荷蘭語?"李加建挽著妻子的胳膊道,"從前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后來我想我就解放一個人。"妻子生在農村,年輕時不識字,如今也開始寫回憶錄了。李加建摘帽以后,妻子才知道丈夫原來是個受人尊重的大知識分子,走在街上都自卑地隔開一段距離,默默跟在丈夫身后。李加建一手摟過妻子,不顧推搡,"信不信我敢在十字路口親你?這又不違反交通規則。"他在他寫的歌劇《月落烏啼》中反復詠唱:“作好身邊事,珍惜眼前人?!彼f:“愛是一種自我完成,一種宗教行為。悟到這點之后,我就活得踏實了!”
                    三,戰爭是人類獸性的大狂歡,
                    李加建很早就將筆觸伸向了人性深處的美麗與恐懼。1985年,耶魯大學教授用馬來西亞農民的口述史寫成了《弱者的武器》,他發現革命當中最大的暴行,還不是來自于極權者的鎮壓,真正精彩的是那些生活在強權統治下的弱者們的拖延、撒謊、使壞、傾軋......在李加建的許多小說中,都有對類似主題的深入探索。他的作品面向新的受眾,尋找魯迅之后重新思考"國民性"的角度和方法,在新的語言歷史環境中發生新的意義?!对侣錇跆洹分?,"瘋子"二少爺和"清醒"的民眾,幾乎直接印證了??碌拿?不瘋癲,只是另一種瘋癲。" 小說中,對瘋子二少爺實行暴力和軟暴力的民眾們,是作者對"看客"文化的進一步的分類和深究。作者似乎努力回答著魯迅在弘文學院時常和許壽裳討論的三個相關問題: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對于第一個問題,李加建的回答是返回古典,一種整全的純粹的人性,這也是他詩文中最為柔軟動人的內核。作家中只有少數高手能在"人性"的描繪上,制造出陌生化的體驗。而偶爾的陌生化又往往是建立在負面的冒險上,寫壞人容易寫好人難,像李加建這樣呈現煉丹爐中淬煉過的人性,少之又少。對于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李加建似乎并不急于回答,他選擇經由記憶之路,回溯到那些最為遠離人性的時刻——戰爭,以此達到某種思考的縱深。
                    人性之中本就存在著神性與獸性,李加建一直說他要寫一部有關戰爭的長詩。也許這是他最能駕輕就熟的題材。他十幾歲時就扛著長槍出生入死,重返文壇以后,作為市文聯專業作家,1985年欣然接受解放軍總政治部邀請,遠赴對越自衛戰前線。當時軍方的領導怕鬧出婁子擔待不起,將他安排在較為安全的前線指揮部采訪,他斷然拒絕,穿上軍裝挎起槍去了老山、者陰山、扣林山前沿陣地,和戰士們提起槍來就和戰士們一起經歷槍林彈雨。我曾當面問他,打仗時害不害怕?他皺緊眉頭,"在戰場上什么民族、國家、軍令,全都沒那回事兒。當戰友的鮮血濺上自己軍裝的那一刻,勇氣就來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全殺紅了眼。戰爭,就是人類獸性的大狂歡?!庇腥碎_玩笑說他是“愛國好戰分子”,“不!”他說,“戰爭的正義與否歷史自有公論;我關心的是戰爭進程中人的存在狀態?!?br />       獸性狂歡之后,神性一時難以歸位。革命和現代性催生出了現代心靈的質地。哲學家馬南,很早就注意到了現代社會中權利和意見的分離,國家和宗教的分離,事實和價值的分離,政治權力和自然權力的分離等等。事實上,這些分離政治同時肆虐了現代心靈,歷史的惰性使得革命并未催生出更為燦爛的人性,相反,現代心靈面臨著巨大的撕裂和困境,也暴露出更多的丑惡和不堪。李加建寫過一篇叫人忍俊不禁的《名豬協會》,構思新奇,招招見奇,其中深藏的諷刺叫人細細咀嚼。他的短篇小說《捕星星的人》、《體驗另類》、《有錢真好》等,也都是運用先鋒的手法,直指制度擠壓下的丑陋的現代心靈。他曾寫道:"現在你到街上看看,豬、牛、羊滿街走,狼隱身著,人卻很稀疏。"
                    詩人的晚年,如他所言注定是沉重而苦澀,對這個民族的失望叫他常常半夜被冷淚驚醒,幾次都有去撞火車頭的沖動,家里的陽臺也不得不安裝了不銹鋼護欄,他來信中感慨不知還能活多少時間?我則一心希望他能活很久,單是活還不夠,要活得足夠久足夠久,直到目睹大街上的豬、牛 、羊又慢慢現出人形。
                                                           


               

              來源:戴濰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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